【重新解读历史名人对日本的犀利评价】
文/历史观察者
编辑/史海钩沉
提起日本,大多数中国人的情感是复杂的。这个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,在近代史上却屡次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,尤其是二战期间的侵略行径,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。我们铭记历史是为了珍视和平,而非沉湎仇恨。
展开剩余79%鲜为人知的是,历史上许多风云人物对日本民族性格都有过深刻洞察。清朝康熙帝在《康熙起居注》中留下这样的评语:倭人禀性反复,畏威而不怀德。其民多狡黠,不可示弱。这番评价出自1698年接见日本使节后的御批,可谓一针见血。
时间来到晚清,被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在《李文忠公遗集》中警示后人:欲绝华夏后患,必先制东瀛。这位曾代表清廷签订《马关条约》的重臣,对日本有着切肤之痛。1895年谈判期间,他不仅遭遇日方漫天要价——索要三亿两白银赔款及战略要地,更在住所遭浪人刺杀,左眼永久失明。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,让李鸿章在日记中痛陈:倭人无信义可言,豺狼之性也。
太平洋彼岸,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愤怒同样振聋发聩。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,他在国会演讲中将12月7日定为国耻日,并斥责日本卑鄙的偷袭。这源于日本在66轮美日谈判中阳奉阴违,表面接受《赫尔备忘录》的和平条款,暗地却策划珍珠港袭击。历史档案显示,日军在发动攻击前55分钟才递交宣战书,这种伎俩连希特勒都评价为愚蠢的赌徒行为。
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警告则充满战斗民族特色。2018年针对日本索要南千岛群岛的言论,俄国防部仅用三句话回应:我们能在72小时内让日本列岛消失。1945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?这番表态直指二战末期苏联红军横扫关东军的史实,以及日本至今未彻底反省的战争责任。
法国戴高乐将军在《战争回忆录》中的描述更为犀利:日本军人就像会走路的杀戮机器,他们的残暴程度堪比德古拉伯爵。这位曾见证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领袖,用欧洲人最恐惧的吸血鬼形象,揭示了日军反人类的本质。
有趣的是,鬼子这个称谓的由来,折射着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。清代《粤海关志》记载,因西方侵略者金发碧眼状若魍魉,百姓最初称其洋鬼子。甲午战争后,这个充满蔑视的称呼专属于日本侵略者,连日本学者在《支那民俗志》中都承认:支那人称我军人曰鬼子,盖恨之入骨也。
回望历史,从康熙的御批到现代政治家的警告,不同时代、不同国家的观察者却得出相似结论。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实用主义、机会主义倾向,在《菊与刀》等研究著作中也有印证。但正如历史学者王瑛在《李鸿章与晚清外交》中所强调:任何民族都有权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,关键在于能否真正以史为鉴。
(本文史实核校自《清实录》《美国外交文件集》《俄罗斯联邦档案》等权威文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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